基层养老服务如何加强？专家提六方面建议******

　　中新网1月18日电(记者 张尼)“对一些特殊的老年人，孤寡老年人、失能半失能的老年人，特别是农村这部分特殊困难的老年人，要给予一些必要的补助，帮助他们进入到农村的养老保障体系。”原卫生部部长高强近日在2023中国社会养老大会上表示。

　　15日，由中国小康建设研究会主办的2023中国社会养老大会暨中国乡村振兴共同富裕万尊兴万村社会管理师培训启动仪式通过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在北京、成都两地同期举办，大会围绕新形势下的新养老进行政策解读，着重解决好老年人最关心、最现实、最直接的突出问题。

　　农业农村部乡村振兴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中国小康建设研究会高级专家尹成杰表示，农村的老龄人口比重比较大，所以发展社会养老服务艰巨繁重的问题也是在农村。

　　“我国农村老龄化程度高，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地方也主要是在在农村，所以老龄事业服务的薄弱环节也仍然在农村。”

　　如何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过程中大力加强基本养老服务的工作？

　　尹成杰提出六方面建议：一是要坚持城乡基本养老事业和服务的统筹发展；二是要加快建设乡村基本养老事业发展和服务的体系；三是要加快补齐乡村基本养老服务短板；四是要加强县级养老机构对失能老人的照顾和服务；五是要进一步加强乡村社会保障制度建设；六是应进一步加强农村卫生医疗体系建设。

　　“要建立健全农村卫生医疗体系，为乡村老年人提供及时高效的医疗服务。要根据农村老年人的健康状况、医疗需求，建立多元化的医疗服务业态。”他表示。

　　谈及孤寡老人、困难老人等遇到的养老问题时，高强建议，要对一些特殊的老年人，孤寡老年人、失能半失能的老年人，特别是农村这部分特殊困难的老年人，给予一些必要的补助，帮助他们进入到农村的养老保障体系。

　　他还建议要为老年人，特别是存在特殊困难的老年人制定特殊的医疗保险政策；把孤寡老人和失能半失能老人的护理费用列入医疗保险范围；建立长期的护理保险制度，等等。

　　全国人大农业与农村委员会副主任、中国供销合作经济学会会长李春生则提出，要形成正向的激励和导向，引导和支持社会各界参与到养老事业中来，形成政府主导，社会各方积极参与的养老事业发展的新格局；形成居家社区机构相协调，医疗康养相结合的养老服务体系，让老年人真正实现老有所依、老有所养。

　　另外记者了解到，第八届中国社会养老创新发展论坛将于3月在兰州举办。(完)

网络募捐不能违背公序良俗******

　　□ 金泽刚

　　近日，江秋莲与刘暖曦(曾用名：刘鑫)生命权纠纷案在山东省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迎来终审宣判：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刘暖曦需赔偿江秋莲各项经济损失49.6万元及精神损害抚慰金20万元。从法律上讲，该案已画上了句号，但案结事未了。随后刘暖曦通过微博就赔偿款发起网络募捐，引发很多网友愤慨。目前刘暖曦账号已被禁言。这起事件也引发了公众对网络募捐所涉法律问题的关注。

　　根据我国慈善法相关规定，慈善募捐，包括面向社会公众的公开募捐和面向特定对象的定向募捐。由于慈善的公益特性，决定了自然人主体并不具备慈善募捐的资格，因此个人在微博就赔偿款进行募捐，呼吁网民进行打赏不属于慈善募捐的范畴。此类行为在性质上可定义为通过网络的个人求助行为。

　　对于他人发起的求助，社会大众或出于同情、怜悯等缘由而给予其物质帮助，这在性质上归属于民事赠与，对此，法律并未禁止。当然，民事法律行为应当遵循诚实信用等基本原则，求助人不得采取欺诈等方式向他人求助，以获得捐款，还应当遵照事先说明的用途使用募捐款项，否则构成民法上的“欺诈”，即诈捐，诈捐是要承担相应法律责任的。

　　与此同时，我国民法典规定，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不得违反法律，不得违背公序良俗，违背公序良俗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就此案来说，法院的判决已明确了其中的是非曲直，也尊重了人民群众朴素的公平正义观念。司法判决弘扬的是人间正气，呼唤的是社会良知，热心助人者应该得到补偿和认同，自私冷漠者必须得到批评和惩罚。这不只是司法判决的法理所在，也是社会公序良俗的必然要求。

　　2021年最高人民法院在《关于深入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裁判文书释法说理的指导意见》中指出，各级人民法院应当深入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裁判文书释法说理，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理解立法目的和法律原则的重要指引，即司法判决就应彰显公平正义，鞭挞丑恶自私。由此案说开，如果其他案件的当事人也因违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中华传统美德的行为，对他人造成伤害而被法院判处承担赔偿责任，但又就赔偿款进行网络募捐，那么这一行为其实就是在向社会公序良俗发起挑战，在向社会主流价值观发起挑战，对此，相关网络平台要严格依据《网络信息内容生态治理规定》《关于切实加强网络暴力治理的通知》等相关规定，承担起相应的法律义务和社会责任，对相关当事人的一些偏激言论，乃至后续的网络募捐行为作出必要的限制和监管。

　　同现实生活中的“讨要”不同，网络属于虚拟空间，在网络上的“求助”不仅求助对象广泛，明显带有社会公共属性，而且便于美化自身角色，从而容易博取同情，进而获利。因此，对网络平台上的求助行为，特别是网络打赏等经济活动的监管亟待加强。对于是否将个人募捐求助纳入慈善法的规制范畴，值得进一步探讨。如果立法条件尚不成熟，亦可考虑在目前的《社会救助暂行办法》中增设关于“网筹型个人求助”的内容，因为完备的社会保障制度和慈善制度在外延上应当包括个人求助制度，个人求助的核心在于个人求助权利得到保障和实现。

　　无论如何，从目前的法律规定来看，不是什么钱都能在网上“讨要”。网络求助同样应当遵循民事行为的基本准则，而且，网络求助应当留给那些真正需要帮助的人，不能让网络平台为违法担责者博取同情、获取财物提供帮助。

　　(作者系同济大学法学教授，上海市嘉定区法学会副会长)